英国《自然》周刊网站1月17日刊登文章称，时间节点的选择会对职业生涯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样，在决定进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市场时，不同的时机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文章称，仅在10年前，当拥有海外经历、在中国出生的科学家们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和日益多样的金融手段的吸引，开始纷纷返回祖国之时，他们发现中国的制药行业当时正被无厂家商标的产品所主导。但这些海归人士没有被吓倒，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立即着手建立起了一个能够发现和开发新药的行业基础设施。
如今，抵达中国的生物技术专家发现该行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已经具备创新的许多关键要素：一个正在培养出大批博士生和强大的基础研究力量的大学体系，来自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大量资金支持，与全球整合的管理条例，有志于在中国和全球发展的一群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领袖等等。
文章称，他们还发现，中国还存在巨大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尤其是在癌症、神经病学和糖尿病领域，以及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尽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但一些最有效的现代药品却没有上市销售。正在中国进行药物实验的纽约万春药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岚说，对学者和企业家来说，在过去的生物技术投资基础上再接再厉是一个理想的时机。
文章称，仅对医药研发公司的温床、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了两次考察，格雷格·斯科特就在那里设立了一家生命科学咨询公司。斯科特于2007年创立了睿科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并鼓励其他人考虑迁往中国。斯科特说：“做做这件事!这是一种很棒的经历。如果要我帮助某个人规划自己的事业，那么，作为美国以外最大药业市场的中国必须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文章称，不仅仅是企业家和跨国药企雇员，许多学术和科研人员也发现，到中国工作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职业迁移。雷·史蒂文斯是一位化学家，他以确定对识别药物靶点非常重要的人体受体的晶体结构而闻名。史蒂文斯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决定将妻子和学龄期的孩子连根拔起，从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迁往上海的那一刻。同许多学者一样，史蒂文斯曾多次访问中国，但直到2009年，在对邻近城市苏州的同事们发表了一次关于膜蛋白的演讲之后，他才做出迁往上海的决定。
史蒂文斯说：“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学生们对科学的激情和兴奋。它赢得了我的心。”
文章称，史蒂文斯所发现的对科学的激情并不是突然意外出现的。过去10年中，政府对生物技术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从而形成了一种吸引科学家和企业家来到中国的力量。在过去6年中回到中国的200万名海归人士中，估计有约25万人在生命科学领域工作。
文章称，推动创新的举措来自政府最高层，生物技术行业在政府最新的五年计划中获得了特别关注。最新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称，到2020年，生物技术部门应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且应该有10到20个生物医药生命科学园，总产出应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目前在中国各地共有100多个生命科学园。
文章称，在延揽生命科学人才方面，“千人计划”尤其成功。“千人计划”及类似项目所提供的慷慨资助与极高声望可以提高申请人对雇主的吸引力，并使他们能够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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